重點摘要： 1. 醫師回應： 唇顎裂的遺傳屬於多因子遺傳，受多基因與環境因素的影響。事實上，環境因素可能會導致基因突變。目前已知唯一具有自體顯性遺傳模式的基因是IRF6基因，這是一個在唇顎裂研究中相當知名的基因，不僅在人類研究中發現，動物實驗（如小鼠研究）也常以此基因進行相關研究，因此我們也透過這個基因來探討其上下游影響的基因。 今天早上有一位唇裂患童，他的下嘴唇有兩個洞（廔管），這正是IRF6基因突變所導致的Van der Woude（VWS），這是唇顎裂領域中非常有名的syndrome。若患者家族中原本無此病史，但孩子突然發生唇顎裂且伴隨下唇小孔，通常表示此為新生突變所致。由於這是自體顯性遺傳，患者未來若有子女，其下一代遺傳此基因的機率為50%。 除了IRF6基因，目前研究也發現多種可能與唇顎裂相關的基因。現今基因檢測技術相當成熟，如次世代定序（NGS）等方法，可透過抽血分析是否帶有特定基因突變。然而，需注意的是，並非所有帶有這些基因變異的人都會表現出唇顎裂，因為基因的表現受環境因素影響。例如，母親患糖尿病、接受化學治療、吸菸等，都可能增加胎兒發病風險，促使相關基因表達。 目前已知的唇顎裂類型，包括單側或雙側唇裂、單獨的顎裂、唇裂合併顎裂，以及完全或不完全型，其形成與基因表達有密切關聯。然而，除了IRF6基因較為明確外，其它基因的具體表達機制仍在持續研究中。 我們過去曾發表過一些與唇顎裂相關的基因研究。由於這類疾病涉及多基因遺傳，要準確鎖定關鍵基因，通常需要大量的血液樣本，因此國際合作至關重要。例如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（Johns Hopkins）的一位研究者便與全球多個國家合作，特別是在菲律賓與中國大陸，蒐集患者的血液樣本進行分析。 然而，研究結果顯示，許多基因的臨床表達強度並不明顯，因此我們目前已不再從事相關基因研究。一方面，病人數量減少，另一方面，基因分析的過程相當繁瑣且需投入大量資源。若有需要，醫院仍可提供基因檢測設備與服務，但我的專業重心主要聚焦於外科治療，目前已不再從事基因研究工作。

重點摘要： 2. 醫師回應： 在國際醫療合作中，確實可能會出現一些醫療糾紛，但我們的團隊並未遇到過此類問題。過去，我們在中國和越南等地曾發生過一些情況，這也是當地法律逐漸收緊的原因之一，因為保護意識提高。例如，越南過去執行醫療任務較為容易，但現在需要經過多層審核，甚至要求提供訓練證書和背景資料。有些地方的政府甚至不允許我們在當地醫院進行手術。當我發現流程變得繁瑣時，通常會意識到某些團隊可能存在不當行為。 我曾聽過一些醫師分享過，因為缺乏唇顎裂治療經驗，有的醫師會選擇跟隨義診團隊去中美洲或南美洲「練刀」。這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，因為手術結果不佳、併發症的處理會更加困難，甚至可能無法達到理想的效果，這樣的情況往往會引發醫療糾紛。 有一次在柬埔寨進行手術時，由於腿部貼片未完全貼好，導致燙傷，造成皮膚損傷。這種情況其實在台灣也曾發生過。對此，我立即向病患家屬道歉並嘗試補救。有效的溝通和長期合作能將問題化解為小事。

重點摘要： 3. 醫師回應： 在國際義診的過程中，確實會遇到一些不順利的情況，例如團員招募問題。幸好，我比較資深並且關心團隊，甚至會用娛樂方式活躍氣氛，因此團隊中的人事紛爭較少。當然，也會遇到一些問題，比如曾經有資深護理師欺負資淺的情況，這是我未曾注意到的，但有人向我反映後，我會及時處理。如果這位護理師再次出團，我會提前提醒護理長避免選擇他，以免再次發生不良情況。 至於職業上的爭執，我從來不與麻醉科醫師爭論，若他們堅持某項手術風險過高，我會尊重他們的專業意見。 有一次在胡志明市開刀時，我發現當地醫院的院長對外來的義診團隊非常歡迎，特別是來自歐美的團隊，因為他們會帶來資源（如器械、捐款等）。然而，他們的手術質量並不理想。我向當地主管機關反映，強調這樣只注重公關而忽視品質是不公平的，會影響病人。我也表達過，如果他們繼續這樣隨意，我們團隊將不再參與，這樣他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。 此外，最近我接到通知，原本兩個星期後計劃去河內開刀的行程，突然被告知只能做演講。當時我已經做好準備並堅持說不能取消，我問他們上個月為何有其他團隊進行手術，並提出我會堅持按計劃進行。最終，他們折衷安排我們在私人醫院進行手術，所有病人都轉到那裡。 在國際合作中，台灣在政治上相對弱勢，這也影響了部分條件的設置。然而，我始終堅持只談醫療、不涉及政治，專注於做好醫療工作。我們合作的醫院也明白我們的理念，因此能夠穩步推進每一次的義診活動。儘管如此，我們會保持低調，並邀請當地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支持我們，這樣的合作模式在當地逐漸得到認可，並且許多病人專門來找我們團隊，這是多年來積累的成果。

重點摘要： 4. 醫師回應： 在台灣，我們通常會選擇最佳的手術時機，例如三個月進行唇裂修復、九個月做顎裂修復，以及九歲時進行牙床植骨。而在像蒙古這樣的發展中國家，病人未必會在適當的時機來接受治療，這通常是因為當地的醫療資源或資訊延遲。然而，只要病人來到，我們依然會為他們提供治療。 在後續追蹤方面，我們會與當地的合作醫療機構配合，這些機構通常在當地具有較高聲望，病人會回到這些機構進行定期追蹤。每次我們去當地時，都會看到這些病人。唇顎裂的定期追蹤至關重要，因為病人在成長過程中，會出現功能性或結構上的問題，我們可以及時發現並加以處理。 許多國家，如蒙古，因地理遼闊，病人很難返回進行追蹤。然而，現在我們可以透過手機與病人進行遠程溝通，語言治療師能夠通過這些交流了解病人的狀況。在台灣，例如台中的顱顏基金會，會協助我們追蹤病人，包括病人的住址、家庭狀況等，基金會也提供獎學金，社工老師會幫忙跟進病人。幾天前，我在台中大里仁愛醫院看診時，就遇到了一位59歲的唇顎裂患者。他雙側唇顎裂且只有唇骨修復，開口講話時有明顯的鼻漏氣，顎裂尚未修補。他告訴我，他曾在嘉義找過開業醫生進行修補，並特地來找我。我與他交流後，志工老師記下他的資料，並開始跟進這個病案。社工會為病人提供家訪，確保他們的治療需求得到照顧，包括後續的費用問題。 我們在台灣、蒙古、菲律賓等地的資料追蹤非常綿密，無論病人在哪裡，只要我們能聯繫到他們，我們都會努力跟進，避免因經濟或聯繫問題導致治療斷鏈。這樣的互動讓我們的追蹤工作進展順利，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重點摘要： 5. 醫師回應： 縫合是陳國鼎醫師所使用的方法，但我個人不太信任縫合法能夠長出足夠的骨頭。雖然影像可以顯示骨頭有增生，但我認為如果使用相同的縫合方法，為什麼我的骨頭量能夠與其他人的一樣呢？這點我無法完全信服，除非有更多證據顯示這種方法在不同團隊間能重複取得相同結果。否則，我會選擇較為保守的方式，並且會建議病人相信我的治療方法。 縫合法需要與牙齒矯正結合，通過矯正來拉緊牙齒，從而促進骨頭的生長。這是我不選擇縫合的原因。其實，縫合法在三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使用，並且紐約大學的團隊也推廣過此方法。他們將牙床靠近後縫合，這樣可以促進骨頭的生成，但只有一半的病人能夠達到足夠的骨量，另一半則需要進行牙床植骨。 我們在長期觀察中發現，使用縫合法可能會引起更多的臉部後縮問題，甚至需要進一步的正顎手術。因此，我更傾向使用傳統方法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Gold Standard治療方法。 關於取骨的問題，過去取骨會涉及大範圍的手術，病人術後可能需要幾周才能恢復。現在我們使用微創方法，通過一個小傷口抽取骨頭，病人術後隔天就可以下床走動，這大大減少了恢復時間。 全球範圍內，除了縫合法，也有使用人工骨或生長因子（如BMPs）來促進骨頭生成，但這些方法目前尚未成為常規治療，且生長因子的長期效果尚不確定，因此我不會輕易採用這些方法。 我的治療方法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效果，我也發表了相關的研究成果。陳醫師的縫合方法也是根據病人的情況來選擇的，並不是所有病人都使用這種方法。我較為保守，除非確信方法有效，否則我不會輕易改變。

重點摘要： 6. 醫師回應： 首先，許多當地的語言治療師都是我們這邊培訓過的。我們的語言治療師素質非常高，大多數都在美國接受過語言治療專業訓練。在與病人溝通時，我們通常會使用英文，但在治療過程中，必須使用當地語言。因此，像中國大陸的語言治療師可以直接用中文交流，而如果是越南或蒙古的治療師，我們則會使用英文來進行溝通。 我曾有一些病人從國外來接受治療，例如最近就有兩位來自美國的病人。我們能夠順利地使用英文進行溝通、檢查和診斷，這方面我們的外語能力並不成問題。語言治療師在團隊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尤其是在跨國合作時，他們的專業能力非常關鍵。語言治療師的需求大，但優秀的語言治療師卻比較少，像在紐西蘭或澳洲，語言治療師的職位非常受歡迎，因為他們既稀缺又重要。 我們有幾位語言治療師，其中兩位剛退休，他們已經與我們合作了很長時間，儘管薪水不高，但他們的專業素養和對義診的熱情，讓他們堅持與我們合作。這份感動來自於羅慧夫醫師的精神，這樣的感召力也讓我們的團隊更加凝聚，成員之間不會過多計較收入，反而更多是出於對這份工作的使命感和責任感。

重點摘要： 7. 醫師回應： 國際醫療的領域非常廣泛，其中一個比較知名的途徑是加入無國界醫師組織，這樣可以先從跟隨一個團隊開始。像我們台灣的路竹會就有許多醫師參與，他們的義診方向偏向內科和牙科。我會鼓勵有興趣的醫師，先嘗試當助手，自己負擔出團費。這些費用其實並不高，透過這樣的參與，你可以逐漸累積經驗，等你變得更專業時，能夠提供的幫助也會更大。 例如，我在學生時期就曾參加過蘭嶼的義診，那時候我們有機會了解醫療義工的工作，這是一個不錯的起點。事實上，很多對唇顎裂國際醫療有興趣的醫師會來找我，詢問怎麼加入這一領域。我通常會介紹他們認識一些專業人士，比如韓裔美籍醫師Kyung Hoon Chung。他曾來過我們這裡兩次，對唇顎裂有極高的熱情，甚至參與了Mercy醫療船的工作，這艘船停在西非外海，提供唇顎裂、眼科、一般外科等多種治療。他每年會請假七、八次參加這類義診。 此外，很多來自韓國、日本的醫師也會組織團隊到越南、寮國等地進行義診。他們通常會與當地的NGO、獅子會或扶輪社合作，這些社團會捐款支持醫療行動，協助購買器材、設備等。例如，台北天母扶輪社就曾捐款到蒙古，支持那裡的醫療設施，甚至包括X光機。 對於初學者，加入這些義診團隊是一個很好的起點，並且可以開始建立自己的專業。隨著經驗的積累，你也可以發起或組織一些義診活動。每次參與義診，我都會感受到強烈的使命感，這種感動也是促使我持續參與國際醫療的重要動力。而且，通過這些活動，你會結交很多國際朋友，建立深厚的友誼，這在未來的醫療合作中會非常有幫助。

重點摘要： 8. 醫師回應： 其實我並不認為唇顎裂患者在外貌上有特別的相似性，應該和一般人差不多。我並沒有特別注意到他們的長相。你提到的「長得像」，或許是因為唇顎裂患者的中臉部結構可能較為薄弱或內陷。至於鼻樑部分，我沒有進行過專門的統計，但每次做唇鼻重建時，我會稍微將鼻樑加高一些。 如果你有興趣，或許可以研究一個有趣的題目：比較成年唇顎裂患者與非唇顎裂患者的鼻型。你可以使用3D相機進行量化分析，收集唇顎裂患者和非唇顎裂患者各一百名，這樣的研究會很有意義。當然，先查查文獻，看是否已有相關報導。從我臨床經驗來看，唇顎裂患者的鼻根部常常不足，因此我會拿屁股的一塊脂肪填補鼻根部，以改善鼻型的不足。

重點摘要： 9. 醫師回應： 我們的醫療團隊需要有實際操作經驗，因此我認為中生代醫師特別重要。新生代醫師經驗還不足，無論是簡單手術還是困難的手術，都需要有經驗的醫師在場來處理。經驗是逐步累積的，對於國際醫療，經驗的累積往往能減少風險，確保治療的安全性。 在選擇團隊成員時，我們會根據當地病人的狀況進行篩選，並與當地團隊合作，確保所有病人的治療不會有疑慮再進行。大部分團隊成員都是中生代的醫師，我本人已經帶隊多年，每年都擔任團長，但我更像是導演角色，重點是希望中生代醫師能逐漸接班。我們也在努力培養年輕醫師，比如盧亭辰醫師，未來他也可以帶領團隊。 除了經驗，心態也非常重要。我曾經遇到一位團員，對食物抱怨很多，聽到這樣的言論讓我感到不舒服。出國義診，吃的條件不會像在家一樣講究，甚至有時會因為飲食不適應出現拉肚子的情況，但這些都需要忍耐。我記得有位麻醉科醫師去柬埔寨時，整整一週都在拉肚子，因為他從來沒吃過外食，甚至家人禁止他外出用餐，這樣的情況也能忍耐，這是國際醫療義診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

重點摘要： 10. 醫師回應： 除了感動外，其實很多醫師也會對於出去認識新環境、體驗不同的風土人情產生興趣。義診過程中，能看到世界各地的獨特景色，像是在蒙古的草原上，數千隻羊和駱駝奔跑，這些是台灣很難見到的景象。我通常會安排一天讓大家體驗當地的風情，比如住蒙古包，晚上在星空下交流，吃蒙古全羊大餐，騎駱駝等等，這些都讓大家眼界大開，也為大家提供不同的體驗。 出國義診有許多新鮮事物可接觸，不僅限於醫療工作，像是在胡志明市享受當地的牛肉Pho，與當地人互動，甚至與台商交流，也能讓大家覺得很有趣。很多醫師會因為這些旅行的誘惑，而決定參與，尤其是當義診假期可以被醫院批准，像現在醫院會給予14天的義診假期，這就不再是問題。 至於放棄收入，這個其實並不困難，因為我們可以靈活安排病人的時間，讓他們的回診或治療推遲，這樣就能為義診團隊騰出時間。 當然，家庭的支持也很重要。如果家庭能理解並支持醫師參與義診活動，那麼這個過程就能更加順利。也有一些醫師會覺得在義診過程中會遇到一些意外或挑戰，這些都是生活中不同的樂趣。例如，曾經在柬埔寨，我們聽到外面有槍聲，知道那裡發生了游擊隊的槍戰；或是在Tonlé Sap Lake上坐快艇，沿著河流前往吳哥窟。這樣的旅行經歷真的是永生難忘，雖然充滿挑戰，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經歷過這樣的旅程。 另外，這些義診工作也促進了團隊的凝聚力。大家會一起解決實際問題，比如設備不夠、醫療器械有問題，這些都讓大家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合作精神，這也是讓義診活動能夠長期持續的原因。 基金會的支持也是一大因素。他們的幫助讓我們在進行國際醫療時能夠有更多的資源，像是安排交通、住宿，甚至提供必要的醫療物資。這讓我們的義診活動能夠更加順利進行，並且讓更多病患得到幫助。 總的來說，義診不僅是一項醫療工作，還是一場豐富的人生經歷，這些多樣的經歷吸引了許多醫師願意參與。